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

    第四节 庾氏经营北方

    石虎自毙，实为晋室恢复北方之一好机会，以斯时北方，骤失统一；氐苻、羌姚，皆一侨居部落，其力甚薄；前燕气力，虽较雄厚，亦甫及河北也。然晋下游兵力不振；上游兵虽较强，而不能专意于北，遂至坐失良机，恢复之图，终成画饼矣。此则积年之因循，与内外之相猜为之也。今略述其事如下：

    石勒之死也，石聪以谯来降。（谯，见第三章第三节。）聪，勒之养子也。孔坦与之书，说以反族归正，图义建功。然时石虎尚能控制其境内，晋朝不能出师，而望聪之自奋，亦难矣。石生起关中，遣使来降；生败，其将郭权，又来归顺；晋亦未能应接。石虎既自立，其徐州从事朱纵，又斩其刺史郭祥，以彭城来降。（彭城，汉郡，今江苏铜山县。）虎遣王朗击之，纵奔淮南。咸康元年，虎自率众，南寇历阳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加王导大司马，假黄钺，都督诸军以御之。虎临江而还。又使石遇寇中庐。（汉县，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南。）遂围桓宣于襄阳。（见第三章第四节。）荆州之众救之。攻守二旬，遇军中饥疫，乃还。初周访据襄阳，颇有宣力中原之意。访死，甘卓以老耄继之。王敦居荆州，则意在作逆，而不在于敌。敦败，荆州入于陶侃之手。侃本非有远志，加亦衰耄。尝使长史王敷聘于石勒。（见《载记》。）苏峻将冯铁，杀侃子，奔于勒，勒以为戍将，侃告勒以故，勒召而杀之，志在与勒相安而已。时桓宣镇襄阳。史称其招怀初附，劝课农桑，能得众心。十余年间，石虎再遣骑攻之，每以寡弱距守。论者以为次于祖逖、周访。然区区一镇之力，又承残破之余，能自守已不易矣。逮陶侃卒，庾亮代镇荆州，慨然有开复中原之志，而上流之形势乃一变。

    咸康五年，庾亮解豫州，以授毛宝。使与西阳大守樊峻，以精兵一万，俱戍邾城。（西阳，见第四章第三节。邾，见本章第二节。）亮弟翼为南蛮校尉，南郡大守，镇江陵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以武昌大守陈嚣为梁州刺史，趣子午。（武昌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子午谷，在陕西长安、洋县间。北口曰子，在长安南百里。南口曰午，在洋县东百六十里。）亮当率士众十万，据石头城，此石头城在襄阳。为诸军声援。上疏欲并佃并守，修进取之备。比及数年，乘胜齐进，以临河、洛。又言淮泗、寿阳，（见第三章第四节。）所宜进据。帝下其议。王导与亮意同。郗鉴议以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。大常蔡谟，则力言石虎之强，不宜远进。导非有志于恢复者，是时之同亮，盖不欲与亮立异也。郗鉴之论，自是老成持重之见，然亮意本云俟诸数年之后。至蔡谟之论，则似持重而实怯耎。国之强弱，不在一人。谟谓贼之强弱，在虎之能否，其说先已不通，况其所夸称，如拔金墉，斩石生等，非必虎之强邪？谟谓“王师与贼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寇若送死，虽开江延敌，以一当十，犹吞之有余。宜诱而致之，以保万全。若弃江远进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惧非庙胜之算”。其只图画江，不图进取之意，昭然可见矣。而朝议同谟，亮遂不果移镇。时石虎使夔安统五将、步骑七万寇荆、扬北鄙。其将张貉陷邾城，因寇江夏、义阳，（江夏，见第三章第四节。义阳，见第二章第三节。）毛宝、樊峻及义阳大守郑进并死之。夔安等进围石城，竟陵大守李阳距战破之。（竟陵郡，治石城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安乃退，略汉东，拥七千余家，迁于幽、冀。史称亮感慨发疾，明年正月卒。案夔安之寇，晋虽有所丧，未为大挫。亮之恢复，本不计近功，何乃因此发疾，遂至于死？史于庾氏多诬辞，恐此说亦不足信也。亮既卒，以翼为荆州刺史，督江、荆、司、雍、梁、益六州，镇武昌。

    时郗鉴亦寝疾，上疏逊位。言“臣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。或逼迁徙，或是新附。百姓怀土，皆有归本之心。臣宣国恩，示以好恶，处与田宅，渐得少安。闻臣疾笃，众情骇动。若当北渡，必启寇心。大常臣谟，平简贞正，素望所归，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。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，（晋陵，见第四章第三节。）谦爱养士，甚为流亡所宗；又是臣门户子弟，堪任兖州刺史”。疏奏，以蔡谟为鉴军司。鉴卒，（咸康五年八月。）遂以谟为徐州刺史。观鉴所陈，可见当时下流兵力之弱，以骄蹇如谟者处之，庸有济乎？（穆帝时，谟迁侍中司徒，固让。皇大后遣使喻意。自永和四年冬至五年末，诏书屡下，谟固守所执。六年，复上疏，以疾病乞骸骨。帝临轩，遣征谟，谟陈疾笃，使主簿谢攸对。自旦至申，使者十余反，而谟不至。时帝年八岁，甚倦，问左右曰：“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？临轩何时当竟？”君臣俱疲弊。皇大后诏：“必不来者宜罢朝。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虨官。简文时为会稽王，命曹曰：“蔡公傲违上命，无人臣之礼。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义不行于下，亦不知所以为政矣。于是公卿奏谟悖慢慠上，罪同不臣。臣等参议，宜明国宪。请送廷尉，以正刑书。”谟惧，率子弟素服，诣阙稽顙，躬到廷尉待罪。皇大后诏依旧制，免为庶人。前倨后恭，可发一噱。《荀羡传》：羡自镇来朝。时谟固让司徒不起。殷浩欲加大辟，以问于羡。羡曰：“蔡公今日事危，明日必有桓文之举。”此谟之所以敢于骄蹇也。凡骄蹇于内者，必屈伏于外，甚有不恤降敌以快其反噬之心者矣。王敦、桓温，徒以傲上，不能敌忾，况谟乎？）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。诏令攻寿阳。谟上疏曰：“寿阳城小而固。自寿阳至琅邪，（见第二章第三节。）城壁相望，其间远者，裁百余里，一城见攻，众城必救。且王师在路，五十余日，大军未至，声息久闻，贼之邮驿，一日千里，河北之骑，足以来赴。停船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对坚敌，顾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诫也。”仍是怯弱退守之计而已。

    庾翼戎政严明，经略深远。数年之中，公私充实，人情翕然。自河以南，皆怀归附。建元元年，七月，石虎汝南大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。（汝南，见第二章第三节。）翼遣使东至辽东，西到凉州，要结二方，欲同大举。慕容皝、张骏并报使请期。九月，翼移镇安陆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并使桓宣进取丹水，以摇秦、雍。（时以宣为梁州刺史。）上疏请令桓温渡戍广陵，（见第三章第九节，时温为徐州刺史。）何充移据淮泗、赭圻，（赭圻，岭名，在今安徽繁昌县西。充时为扬州刺史。）路永进屯合肥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帝及朝士，皆遣使譬止。翼违诏辄行。至夏口，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复上表徙镇襄阳。（表言所调借牛马，来处皆远。百姓所畜，谷草不充，并多羸瘠，难以涉路。加以向冬，野草渐枯，往反二千，或容踬顿。辄便随事筹量，权停此举。又山南诸城，每至秋冬，水多燥涸，运漕用功，实为艰阻。计襄阳荆楚之旧，西接益、梁，与关、陇咫尺。北去洛、河，不盈千里。土沃田良，方城险峻。水路流通，转运无滞。进可以扫荡秦、赵，退可以保据上流。是以辄量宜入沔，徙镇襄阳。史言翼本欲向襄阳，虑朝廷不许，故以安陆为辞。当时朝臣，率多怯耎，疆臣欲任事者，诚亦非易，此亦激成王敦、桓温不臣之一端也。）时举朝谓之不可，惟翼兄冰意同。桓温及谯王无忌，（氶子，氶见第四章第三节。）亦赞成其计。十月，以冰为江州刺史，镇武昌，以为翼援。翼令桓宣进伐石虎将李罴，为所败。翼怒，贬其秩，使移戍岘山。（在襄阳南。）宣发愤，明年八月，卒。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大守，代领宣众。（《宣传》云：陶侃使宣镇襄阳，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，《地理志》及《宋书·州郡志》并云郡孝武时立，盖中废复置？《宋志》：义成郡治均州，当在今湖北光化县西北。《隋志》谓谷城县即义成改置，不知何时移治。谷城，今湖北谷城县也。）司马应诞为襄阳大守，司马勋为梁州刺史，戍襄阳。（宣帝弟恂子遂，封济南王。二子：眈、缉。眈嗣。徙封中山。薨，无子，缉继。成都王颖使距王浚，没于陈，无子，国除。勋为刘曜将令狐泥所养。咸和六年，自关右还，自列云是恂之玄孙，遂之曾孙，略阳大守瓘之子，其信否不可知也。）十一月，庾冰卒。翼留方之戍襄阳，还镇夏口。诏使翼还督江州。翼欲移镇乐乡，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诏不许。翼缮修军器，大佃积谷，欲图后举。永和元年，七月，卒。部将于瓒、戴义等作乱，翼长史江虨、司马朱焘、将军袁真等共诛之。翼表以第二子爰之行荆州刺史，朝以桓温代翼，又以刘琰代方之。方之、爰之，皆徙于豫章。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于是上流事权，入于桓温之手矣。已见第四章第四节。庾翼之北伐，举朝异议。中书侍郎范汪，为亮佐吏十余年，亦上书固谏。其说则谓奉师之费，皆当出于江南，运漕不继；又桓宣招怀携贰，待之以至宽，御之以无法，其众实不可用；而东军不进，势甚孤县也。其说自非无见。然时中国，丧乱方剡，厚集其力，自必有乘时大举之机。亮、翼经营上流，历时一纪，荆、江强富，职此之由。其后桓温北征，颇致克捷，所因者实亮、翼之成资也。然温意在自营，故不克罄其力于北略。使以亮、翼之公忠，处温之时势，其所成就，必与温大异矣，而惜乎其兄弟之皆无年也。